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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忠:大变局与新常态(看透实质)

发布时间:2019-07-03 04:2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则处于“现代化转型之大困局”,问题与挑战并存,内忧与外患交织,一同形塑出悲欣交集的时空背景。

  历史很奇妙,每当人类进入一个“大变局”的关键点,往往会孕生出大发展的“新契机”。置身此情此景,伟大的中华民族,又该如何迎接挑战、规避风险、抓住机遇呢?

  事实上,人性是脆弱的,但凭脆弱的人性,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为此,我们既不要“形势一好,就忘乎所以”;也不要“形势一差,就心存侥幸”。我们不应该选择性失明,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里,而应该正视危机,迎难而上,用自己的智慧,认识“百年变局”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和内在特点,把握时代的脉动;用自己的胆识,直面“转型困局”,认清在与西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迥异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极不容易的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明确自身的定位,分析问题的症结,努力寻找到时代危机的化解之道。

  这里,我的讲座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外患—大变局与中美博弈”;第二个是“内忧—新常态与现代转型”;第三个是“未来—新科技与企业创新”。

  习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谓“大变局”,既是指世界格局在变,又是指国际秩序要变。

  世界格局“在变”,是指世界上政治力量的对比态势,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冷战前的“两极格局”瓦解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势力随之相对减弱,世界格局即将从美国“一超独霸”,向“一超多强”的多边主义线路,均衡前行。世界格局在变,到底怎样个变法?

  而国际秩序“要变”,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与改变。国际秩序要变,到底又应该如何个变法呢?

  不管是“格局在变”,还是“秩序要变”,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指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重大调整的可能性。

  事实上,“大变局”源于全球化。所谓“全球化”,是指资本和货物的跨国界流动,是指生产要素基于市场规则,在资本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些现象总称,视之为“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自发秩序,乃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自然演进结果,属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而然的必然成果。这就是说,全球化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心血来潮,主观意愿所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就能随随便便消灭得了的。全球化是随着科学技术,一步步伴生而来的。全球化是随着资本逻辑,一步步演绎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商品,在国内卖不出去,必然就要想办法,到其它国家去寻找买家;一种交易的商品,在国内成本太高,必然要想办法,到其它国家去寻找成本洼地。

  全球化以自由贸易为核心,带来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全球化促成了统一的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全球化让参与各国的人民,共同受益匪浅。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虽然说,全球化不是哪个国家创造出来的,但是,全球化秩序,则是强势国家主导和维系的。殖民时代之后,尤其是二后形成的全球化秩序,乃是以美国为带头大哥,联合那些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地缘上靠近海洋、宗教上信仰基督教的,一大帮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与技术优势,以西方文化认同为价值标准,强势开展美欧价值观式外交,推广而形塑出来的全球化秩序,这样一种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范式性力量”,乃是由三根基础性支柱,一同支撑起来的自由世界体系:第一根支柱是“西方价值观”,此乃以普世价值为意识形态,以一神基督信仰为根基,构成了支撑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础。第二根支柱是美国军事同盟,主要以北约为主导,以相关国家为关联,而构成保障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础。第三根支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即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主义国际机构,构成支持世界秩序的制度基础。

  西方国家这种“范式性力量”,在价值上追求道德优越感,在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在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西方化范式力量,将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粘结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这个经济网络,构成了一个从“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由不发达国家贡献能源,由发展国家贡献劳动力,由发达国家贡献技术与资本,形成全球化的分工协作、产业布局与价值分布。

  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全球化秩序,一开始就带来两大时代难题:一个是“东西问题”,即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与以苏联为主的华约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的构成冷战阵营的“两极格局”,老死不相往来,斗来斗去。另一个是“南北问题”,即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与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之间,一富一穷,世界一分为二,分成两个经济板块,两大财富阵营,相互不开放。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千年帝国,第一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始了血与泪的近代化历程。伟大的,把握全球化机遇,打开国门搞建设,主动拆掉壁垒,把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体,融入全球化秩序,对接美国为主的自由世界,给古老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生机。打通了资本,打通了贸易,打通了劳动力,就像物理学中的强对流天气一样,发达国家的充裕资本与技术成果,与我们的低成本优势与市场需求,产生了近40年的剧烈反应,结果是,中国GDP从1972年只有美国的1/50,进入21世纪,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起来的中国,连同一大批群体性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强国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自此之后,中国不再是全球化的沉睡者、旁观者、落伍者和追赶者,已摇身变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建言者、倡导者,甚至领跑者。

  现如今,中国以第二大规模经济体量,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形成了西方阵营之外的另外一股新生力量,带来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导致世界格局在剧烈变动,这种变动,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均衡,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就给世界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

  美国惴惴不安。如何对待中国,这样一个非白人族群,而且遵从意识形态,并且压根就不相信上帝,还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异质文明古国的崛起?美国的工具箱里,至今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从中美关系缓和第一天起,美国国内就关于是“接触”,还是“围堵”,一直争论不休。那些曾经支持“接触”者,原本以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政治制度的改革与意识形态的改变,这样把一个庞大的异质文明体,归一化到主流的自由体系之中,也是幸事。然而,未如所愿,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国反而以自己传统的特殊性自居,以不忘屈辱的记忆为激励,试图利用科技发展的窗口期,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越,谋求自主自立,甚至向世界推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实一虚”两大公共品,试图左右国际视听。前者冲击了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后者超越了美国一贯的论说价值。于是乎,一向唯我独尊的华盛顿,面对自身相对优势的一步步衰落,面对羽翼一天天丰满起来,却实在难以把控的中国之崛起的时候,深深感到危机的美国,一旦确认中国不会变成它所希望的样子,一旦认定中国将挑战到美国的霸主地位时,美国就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从“接触”,集体转向“围堵”,把中国视为“对手”,视之为种族主义的“异类”,并不惜破坏既定规则,利用自身优势,发动起对中国的全面遏制,热战不太好使,就用烈度可控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网络战等形式,进行极限施压,妄图毕其功于一役,来削弱这个日渐成势的挑战者,迫使中国就范。

  虽然说,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今天依然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最多的高科技手段与技术标准,依然拥有难以撼动的金融霸权,仍然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依然主导着全球化秩序。然而,世间万物皆逃逸不了成、猪、坏、空的宇宙法则,欧美这套“文明范式”,也出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比如说,工业化“生产范式”积劳成疾,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可持续。市场化“社会范式”面临尴尬,财富吞噬了良知,权力泯灭了公义,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异,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度丛林化。民族国家主权化的“国际范式”遇到挑战,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因力量对比变化,而带来世界秩序的失范。此外,在政治层面,西方价值观在很多地方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增添复杂性。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欧美根本提供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进入21世纪,随着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特朗普退出一些联合国机构,美国当世界警察的意愿下降,以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权威受到了严的峻挑战。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逆流而动,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施行全球治理理念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权威性受到动摇;政治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与右翼势力抬头,文化上美欧之间与欧洲内部价值观出现分裂,世界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摆放到了全人类面前。而这些百年大变局所催生的世界性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这就使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成为时代的趋势。

  回望这500年来,每一个百年的开头,总会发生的一些意外,这些意外,常常成为引擎,引领一个世纪的走向,甚至影响人类的未来。比如,1618年的三十年宗教战争,再比如,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当历史进入新的千年,人类又一次进入了一个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人类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大变局里,中美之争,无疑是文明进展中遇到的崭新问题,无疑是最重大的时代命题。那么,中美博弈,将走向哪里?

  中外媒体,喜欢热炒“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学者把中美之争,类比“修昔底德陷阱”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历史上“老大”与“老二”之间,共计有十六次巅峰对决。其中,十二次以战争方式一决高下,四次以和平方式分出胜负。还有学者担心,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曾经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会不会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以上种种,无非担心中美博弈,将会以何种方式收场。

  中美之间会激发热战吗?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一直在旗帜鲜明的反对战争。习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热战应该打不起来。更何况,在这个核兵器时代,大国拥有核威慑力量,谁都没有十足把握,在彻底击败对方同时,自身还能全身而退。基于这一常识性预判,稍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决策者,是不太会轻言战争的,除非碰到一个疯子。

  既然不想打仗,为什么中美两国,都在增加军事投入,似乎都在备战,都有强化战争的行为呢?任何一个大国,国防建设是重中之重,松懈不得。这一点,连孔圣人都坦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虽然说,自古以来,统治者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但民意也是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二战期间,日本所有的海军将领,都深知单凭他们的国力,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然而,这些海军将领,碍于民众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勉力与美国打了一场太平洋战争,其结局之惨烈,世人皆知。所以说,民粹主义,真能害死人。

  按照战争逻辑来分析,自古以来有意开战的专权者,总会开动宣传机器,制造仇恨,营造恐惧,煽动狂热民意,鼓动民粹主义,这些战争套路,至今尚未发现丝毫迹象。

  最近,美国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不断升级挑战。面对时局,我们表现出了少有的理性与克制,既没有组织人上街,呼喊爱国口号;也没有人冲击美国商店,施行的极端行为。比照钓鱼岛那会儿,国人进步不小。没有民意基础,热战是不太会打起来的。毕竟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文明,网络时代公开、透明、频繁的互动交流,具有启蒙功能,既能启蒙国人,让其变得理智;也能启蒙权贵,促进政治文明,减少了那种惯于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治之操作空间。

  热战是打不起来的,会不会回到冷战呢?缘起于上世界末的美苏冷战,至今令人扼腕揪心。其实,那场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有条件的,是基于三个客观事实的:第一个是美苏代表两大对立阵营,这两大势力集团,各领一帮小兄弟,彼此叫阵呐喊。第二个是美苏相互隔绝,彼此不相往来,两者在意识形态、贸易、科技、人文、甚至体育方面等方面,界限分明。第三个是美苏彼此为敌,双方利用信息隔离的机会,相互抹黑,煽动仇恨,制造恐惧,以图实现政治与战争动员。回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具备打冷战的三个条件。

  应该说,中美之争,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之中,同一个体系之内,中国这个老二,从壮大、到谋求区域主动权、再到追求规则话语权,让美国这个老大认为,中国“老二”破坏了既定的均势秩序,美国不允许“老二”继续挑战自己老大的地位,进而发生了“老大”与“老二”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内在纷争。既然同处一个体系之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伤人必伤己,谁也没办法实施精确打击,根本就不是冷战的架势。

  此外,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第三方力量,这些力量,既不会选择站队,压根就形不成对垒阵营;又不会认同冷战逻辑。所以说,短期内,冷战是打不起来的。

  热战不可能,冷战也打不起来。但是,若是中美之争,得不到妥善化解,一旦争斗长期化,其结果必将是,两者一步步脱钩,相互一步步隔离,我们国家,最终将被再一次孤立于主流世界之外,再一次退回到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到那时,别说冷战,就是热战,都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若是一年前,谈论中美分手,还会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中美之间,近四十年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动全身,有经济上彼此依存、相互捆绑的压舱石作保,中美是分不开的。然而,世事难料,如今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猜忌与折腾,战略互信荡然无存,中美“脱钩”正在发生,许多分手已成事实,脱钩趋向一步步明朗化,若是还不及时采取挽回措施,中美脱钩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美国关心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脱钩的问题,而是如何妥善“分手”的问题了。

  我们一贯信奉“落后就要挨打”,如今却不能不信,“强大了也要挨打”,这是咋回事?我们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好不容易不再落后了,我们已经强大了,怎么会挨打呢?我们探讨问题,不应该总停留在打嘴炮层次,我们应该成熟起来,学会积极反思,反思一下中美为什么会分手呢?

  当我们的经济体量弱小的时候,美国是不会太在乎的。即便我们在一步步长大,美国依然心存幻想,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政治制度也将提上议事日程。马克思不是说过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美国猛然发现,中国永远是中国,中国绝不会变成美国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当中国成为第二经济体,占到美国66%这条敏感线时,美国上下,大有悔不当初的感慨。再联想到亨廷顿老先生的“文明冲突”之论,美国幡然醒悟,中美冲突在所难免,若不趁暂时还有相对优势,暂时还能够压制得住中国的时候采取行动,来打压这个日渐成势的中国挑战者,迫使其就范,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反而被中国化掉,亦未可知。这些,才是中美冲突的关键所在。美国循着这个逻辑,演绎出了一幕又一幕“中美冲突”的悲喜剧情。

  中美发生贸易战了。其实,所有的贸易,一定都是对等的、自愿的、双赢的,不是双赢的贸易,是不可能成交的。美国对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逆差,乃是源于美国自身的消费太多、储蓄不足。美国却以贸易逆差为名,对中国产品强征高关税,结果更奇葩,2018年中美逆差,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一切说明,美国以逆差为借口的贸易战,意在阻挡交易,试图把中国制造赶回美国。

  中美发生科技战了。其实,任何投资,都是一种合作共赢的自愿行为,美国有技术优势,中国有市场潜力,美国企业选择与中国合作,一定是彼此互利共赢的。没有好技术,哪来好产品,怎么会有市场占有率?所以,特朗普“偷技术”之说,纯属借口。美国举国之力,全力打压华为,其意在稳固创新高地,占据产业链最高端,不仅是想“点对点”拔走中国的制造企业,而且是想通过“链条对链条”的阻断华为供应链,阻断占全球总量百分之十几的中国供应链,一条条抽走工业链条,再由美国来重组全球产业链格局,以完成对中国与世界全然切割。

  特朗普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摇身一变,变成为一名特色政治家。特朗普的施政,必定沿用商人的思维,正好践行了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市场力量,在管理整个世界”。因是之故,特朗普几乎把所有的经济手段,都拿过来,进行政治化运用。他嘴上高举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大旗,却把贸易当政治工具,把美元当施政手段,甚至倾其举国之力,动用国防部、国安局、美联储、商务部等行政资源,打压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特朗普不断退群,不断将WTO边缘化,他以提高关税开头,却以零关税结尾,,试图以区域性替代全球化,他想硬生生把中国隔离于主流之外,再造一个没有中国的经济联盟。可怕的是,特朗普的险恶用心,正在一步步实现。美企在行动,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下降,投资额减少,世界供应链正在调整,世界创新生态在恶化。谷歌等一大批美企,正在纷纷迁出中国,甚至连相关企业富士康都放言,将随苹果公司而转移生产线。更可怕的是,当特朗普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上升到金融战的时候,情况之于中国,将是异常凶险的。失去了美元这个外汇结算工具,短缺资源,尤其是贫油,特别是缺粮的诺大中国,将陷入极其被动境地,到那时,若是美国时不时来一下制裁措施,重启军备这个最后选项,将不得不摆放到桌面上来,这是一个谁都不愿见到的可怕结局。

  其实,特朗普胜选总统,不是偶然的,有具有时代的必然性。特朗普代表了一大群,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中的利益受损者。当全球化浪潮来袭,美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纷纷把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导致制造业衰落(比如底特律破产),蓝领工人纷纷失业。当技术革命浪潮来临,蓝领工人原有的技能早已过时了,失业后就没法再就业,只能靠救济金过活。因此,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加剧了贫富差距,今日美国的贫富差距,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大多数生活艰难者,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许多中产者,一步步衰落返贫。而新增的社会财富,则流入了1%的富人手中。美国的那些利益受损者,并不拥抱全球化,也不支持技术革命,他们只希望修改游戏规则,只想重新分配利益,只渴望改变自己的不利现状。特朗普为了迎合庞大的受损群体,便投其所好,似乎富有情怀地提出了,把工作带回美国,这富有煽情性质的竞选口号,触动了蓝领阶层的心弦,赢得了中部票仓,得以竞选胜出。

  这两年来,特朗普的减税、建墙、吊销签证、贸易战、极限施压、打压华为等一系列保护主义举措,既是在兑现竞选承诺,也是在满足大众口味,还获得了两党一致认同(代表的是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受益者,代表美国精英阶层),更是形成了全美共识。深究实质,特朗普的施政思想,不同于,不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而式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引以为傲的成本优势,由于人工贵了,地价高了,政府税了,无端费了,差不一步步丧失殆尽。中国原有的优势没能保持得住,独有的特色还未成型,这时遭到了美国全方位的脱钩阻击,更是遭到了后面一大帮咄咄逼人的追兵狂啸追赶。中国经验是没有专利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学习。印度的改革发展,已成就了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印度毫不隐晦放言,要直指前三位。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大量从中国跑出来的企业,纷纷迁到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听说越南订单成倍增长,其改开事业一派欣欣向荣;那个人见人烦的朝鲜,也准备照葫芦画瓢,搞改革开放事业。前堵后追,我们夹在中间,能找突破之路与共赢之策吗?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国际格局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与之相应,国际秩序,也在做适应性大调整,于是乎,因应时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纷至沓来,在这乱花渐欲眯眼的朦胧时刻,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抉择,不但决定着民族的命运,而且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直面内忧与外患,中国有人盲目自大,认为美国即将走向衰落,二十一世纪将属于中国。也有中国人惊慌不已,认为中国问题太多,几乎行将奔溃,一片哀怨与叹息。其实,两种极端都不可取,中国未来如何走,正如中央所言“不忘初心”,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回到改开初期,重温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伟大的政治智慧。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再来一次大反思,只有想通看透了,才能改变观念,只有观念改变了,才能指导正确的行为,才有正确行为带来的正义效果。

  小平同志曾讲,“回首几十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强了。”习上任伊始,第一站就是到美国访问,总书记坦言,“我们和美国有一千个理由搞好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搞不好关系”。可不是吗?中美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具有太多的互补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借支;中国制造业强大,美国服务业占先;中国有市场,美国有技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顺差国。

  中国的智库专家,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因为,国之兴衰在人,一个姜尚,兴周八百年;一个张良,强汉四百载。历史上还有诸葛亮、张宾、王猛、崔浩、刘伯温、姚广孝等智者,以一己之智,带来和平。今日中国,拥有那么多智库专家,中国的智库专家,富有东学与西学的双重滋养,具有古训与今说的双向熏陶,无不是在“三种传统”影响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第一个是“千年传统”,这是千年传承而来的中华文化基因,主要由神圣的和合之道;第二个是“百年传统”,这是教育而入的马列意识形态,具有超拔于资本主义的无私心态;第三个是“四十年传统”,这是西风东渐的现代文明意识,能够用之把握艰难时势。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差距在于认知,富有智慧的中国智库专家,在这些东与西的交织之中,古与今的碰撞之时,一定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中国的转型,应该是异常复杂的。中美之争,既是利益之争,即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制度之争,即美式民主与中式集权之间的制度之争;还是意识形态之争,即自由资本主义与残存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文明之争,即美国这个源于古希腊与古希伯来两大轴心文明融汇而成的西方文明结合体,与中国这个来自中国与古印度两大轴心文明融汇而成的东方文明结合体,两者之间变了花样的,卷土重来的东西文明之争。面对这么繁复缠绕的中美之争,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中国智慧,只有中国的智库专家,才能梳理出问题的实质,找到危机的突破点,提出能解决危机的中国方案。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差异导致的冲突,更多的是对待差异的态度导致的冲突。信息化时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国际上搭建了诸如G20机制、金砖国家机制等,一个个不同的沟通与对话平台。在这些平台上,面对共同关切,中国的智库专家,一定能够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习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习还说,“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从来不想挑战美国地位,更不会称霸世界。中华文化基因是“和”的理念,中国崇尚的不是对抗,而是弥合冲突;不是干预,而是尊重差异,和而不同。

  显然,中国所追求的世界秩序,不是过时的“华夷之辨”,更不是老套的“朝贡体系”,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新的均衡、平等与公义秩序:即世界命运应由世界各国来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世界各国来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世界各国来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世界各国来共同分享。这种世界秩序,建基于“共识”、而非“强权”,建立了一种国家间共建、共治、共赏的共享机制,呈现为一种“节点-网格”的去中心化结构,而非那种“中心—边缘”的等级化秩序。科技网络的“分布式”结构,互联互通,打通了边缘地带,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世界各国联结一体成网,“节点—网路”秩序,乃是信息文明的必然要求。

  由是观之,西方价值建构的“中心-边缘”秩序,不符合信息文明。美国信奉“斗”的逻辑,不停地寻找对手,打败“对人”的霸权老路,早已不合时宜,已经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如何让美国正视中国不断发展的现实,接受中国真诚推进合作的努力呢?这有待于中国,不在限于嘴皮子功夫,在于拿出切实的行动,这个行动,对外与对内是一贯的,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才能以德服人,而显示成效。

  当前的现代化转型期,中央用“新常态”这个概念,做出了十分贴切的概括。如何解读“新常态”?可从多个角度展开。

  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看,是指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转换期。

  从社会形态的变迁来看,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从“未发展起来”这个最初的级阶段,进入了“发展起来后”的初级阶段,这么一个特色新时代。

  从文明形态的归属来看,是指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完成了工业国进程,成为工业化国家,并已步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有学者把中工业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视之为中国奇迹,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农业国家,当它推行工业化时,必定会带来工业化奇迹,都能享受得到经济增长的工业化红利,一无例外,比如日本在1863年明治维新,德国1871年统一等等,不一而足。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转换期: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低速增长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前的GDP增长趋势,呈现一个长L型趋势,这个L将持续多长时间,将探底于什么水平,学界争论不休。初步判断,时间至少3年到5年以上,探底于3—5%左右,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标志。

  经济增长已从依靠物力资本的投资驱动,进展到依靠人力资本的创新驱动,这样一个动力切换期。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乃是通过资本积累,通过把物力资本投资于工业制造,来驱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么一种增量投资驱动模式,中国的这种驱动增长速度,经常两倍于GDP增速。当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本积累将减弱,投资驱动力将降低,工业化红利将减少,增长将不再依靠增量投资,而是代之以折旧的存量投资驱动,投资增速将回归到,与GDP基本同步(7%左右),甚至与消费增速也大致平齐,这么一个一位数的常态增长水平。

  今天,我们已建成了体系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一直依靠投资驱动,来扩大制造产能,来整合资源效率的时代,已然终结。此时,我们必须挖掘增长潜力,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完成新旧动能的交接与转换。至此转换期,将出现一段空档,这个空档到底是多长时间呢?既不是短期性的几年,也不是长期性的几十年,而是中期性的十年左右。正如习所讲,“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

  如果说中国有奇迹的话,中国这个奇迹,在于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力量,可以任意性介入庞大的经济体,可以不惜代价,持续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可以利用权力,熨平经济正常出现的波动,可以凭借权力,度过了一个个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以人为制造出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表象。比如,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4年经济过热,为控制通胀,断然施行紧缩银根。第二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弥补外向缺失,放出了房地产这只老虎。2008年雷曼倒台,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海啸,我国则推出4万亿的疯狂计划,避免了增速跌落。这样的中国奇迹,经常惹得不明就里的世人,高唱“风景这边独好”。

  然而,市场经济是有自身规律的,这个市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四十年高速增长,积累下大量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结构性矛盾,没能得到及时调整,积压到现在的结果,就把中国这个经济体,推入了最为严峻最为困难的当下时刻,退无可退。最可怕的是,屋漏偏遇连阴雨,至此转型困境,内忧未解,又遇上外患。遇上了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遇上了前途未卜的大变局,遇上了一个特不靠谱的特朗普,遇到了带头老大的疯狂施压。怎么办?自认为无所不能的政府,并没有真正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衰退之考验,就像一个总不生病的人,猛然来了一次大病,扛得住吗?不经历风雨,如何见彩虹?要想经受住这次考验,必须明了当前的问题:

  一是产能过剩。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就是说,我国已经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全面转变到了过剩经济。对于一般人来说,啥都有并不是好事,因为没有钱。即便有钱,干啥都不赚钱,也挺可怕的。这是几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新问题,摆放在每个人面前。

  二是政策失灵。政府屡试不爽的,通过投资刺激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了。政府增加开支的财政政策,赤字预算,基建狂魔,试图扩大投资需求,却不再能带动不增长。央行增加货币供应的货币政策,央行放水,货币传导到商业银行,拉动投资需求,却找不到项目,要么投不出去,要么形成收不回的债务,要么跑到资产市场,吹大资产泡沫,抬高房地产,导致脱实向虚。

  三是债务高企。中国经济增长,基本属于债务驱动型。借债不是价值创造,乃是寅吃卯粮,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不值得弘扬。四十年高速发展,意味着债务高速膨胀。据统计,非金融机构的负债,对GDP的比率,2008年只有140%,到2017年已达到了260%,10年间借债增加一百多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每一个部门负债累累。国家经济之所以还能撑着,是因为它具有政府属性,有政府信用在背后做支撑,所以没有出现像美国2008年那样,因为家庭部门负债过高,而导致链条绷断,带来世界金融海啸的事情发生。许多企业资金短缺,偿还已发生困难,债务违约越来越多,几乎无法经营下去。此时,如果硬性投下去,投资越多,不但造成加大过剩产能,而且累积债务危机。负债太高,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杠杆不降下来,如同让一个人背着重物,是跑不起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是不会到来的。所以中央从2015年开始,一直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第一位。2016年提出“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7讲守住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去杠杆这个方向,绕不过去,不能遇到执行困难,就迟疑退缩,这样是要出大问题的。

  四是企业困难。中国经济的问题,最终还要靠微观,体现在市场主体企业身上。中国的企业,普遍进入了经营困境期。很多传统企业强于制造、强于成本控制,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啥都短缺,投资就赚钱。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市场饱和了,过剩了,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卖不出去了,应收帐期收不回来了,民营企业不知该如何逆风行船。

  五是脱实就虚。当下中国,不是缺钱,而是缺项目,缺少有效益的项目。银行超发的资金往哪里去?跑到资产市场去了,不断推高资产价格,比如房产泡沫,导致脱实就虚。最近出台资管新规,清理影子银行,打破刚性兑付,其影响是深远的。刚兑终于打破了,这将引起市场对于风险的重新评估,影响到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是由预期形成的,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不是交易的金额,金融资产的价格不是实际交易形成的,而是预期形成的,最重要的就是预期,因为预期是超前的,预期是可以在瞬间改变的。金融市场他永远是过度反应的,只要预期发生变化,资金的数量、资金的流动方向马上就发生变化,资产价格立即就变。这些背后,实质上就是人的信心问题,就是人寻求安全感的问题。

  中国经济有那么多问题,还有增长空间吗?我们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总量已占到美国的66%,但人均GDP才9千美元,不到美国六分之一,说明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可以从多个方面挖掘增长潜力。

  一是转向服务业。后工业化时代,有形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无限的精神需求将释放出来。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已从工业化制造的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后工业化服务的第三产业为重。初期服务业只是GDP的四分之一,一步步提升。发展到2017年,已超过了50%。服务业的投资规模不大,仍有大致20个以上增长空间。服务业驱动力量的释放,有待于政府改革,有待于放松行政管制,有待于释放人为造成的服务供应紧缺,比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之所以供不应求,是因为政府垄断造成的。因此可以说,经济增长,已经走过了政府办公室阶段,政府是经济调控主体,不应该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政府提出搞产业投资基金,发布产业政策,搞腾笼换鸟,讲凤凰涅磐等,都是工业化时代的投资驱动之思维定式,早已经过时了。

  二是扩大内需。工业化完成之后,国民消费已经从柴米油盐酱醋茶,提升到健康、医疗、养老、娱乐、户外运动、品牌消费、定制消费等个性领域,这些消费升级,空间大,机会多,却谈得多,做得少,能做的更少。

  三是行业重组。中国的行业都过于分散,小而全,没法集中资源,也就没法进行基础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比如中国有70多家汽车厂家,而美国只有3家。这次中兴芯片事件,警示我们,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一定要做全产业链,当必须掌握核心技术。这次内外困境,可能会逼迫中国公司,,随着全球贸易体系重组,进行行业重组,重塑产业链布局,像华为那样,加快全球布局,扛过因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所带来的重压,涅槃重生,以博未来。

  四是真心改开。国人有一个文化心理,“形势一转好,就忘乎所以”,中国政府有权有钱有项目,也就未富先贪,腐败现象严重;暴发户有钱了,买买买买遍世界,未富先奢,奢靡之风日炙。形势好的时候,想不到改革,也不会去改革。只有当形势不好了,实在没办法才让一步,要不是饿到粮食供应不了,怎么会同意“包产到户”?要不是几亿人没法就业了,怎么会“开放民营经济”?国歌不是这么唱的么,今天,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不要发出真正改革的吼声呢?不改是没有出路的,尽管改革要触动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触动利益的改革,就不是真改革!必须从制度、法律、文化、思想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华唯一出路。

  五是改变观念。真正成功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市场导向的物质流动过程,而且是一种制度的跨境支持,更是一种思想、价值、观念融合提升。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取决于思想解放,在于思想市场,在于把思想落实于制度,在于营造一个文明的制度环境,这是个人、企业、社会、国家良性发展的根本性要求。

  习说,“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

  总书记这段话,似乎把有关创新的理论,从“供应链理论”,到“价值链”理论,再到“创新理论”,最后提炼到了“系统创新论”阶段:即不仅要有新理念与新思路,而且还要有系统思维、全局规划与总体统筹,这样一套完备的系统创新理论阶段。

  综观人类历史,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构成了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动力,形成了影响人类命运的最重要变量,成为了大国博弈最有权重的评判指标。

  回望近现代这五百年,欧美已经孕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标志,把人类带入了以大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缘起于19世纪70年代,几乎同时勃发于美、德、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把人类带入了以发电机为标志的“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缘起于二战之后,也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人类在核技术、航天、电子计算机、激光和基因重组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迎来了“信息时代”。现如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科技发展,即将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把人类推进到“智能时代”。欧洲作为双希文明的传承者,美国号称当代第三罗马,欧美不仅具有西方文明的血脉身份,而且成为现代科技的创始源头,欧美所主导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带来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欧美也就当之无愧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力量。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科技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当西方风云激荡,阔步走入近现代文明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民族,却在满清统治下,愚昧的闭关锁国,自我陶醉,错失了认领工业文明雨露阳光的良好时机。幸运的是,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让我们搭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更幸运的是,我们将在即将开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起,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从过去全面的跟跑阶段,进展到部分的并跑阶段(比如家电产业里的美的、格力、TCL等等),甚至发展到少量的领跑时刻(比如华为的5G、大疆的无人机、AI专利申请数等)。

  在者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之新常态,在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上,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通过创新,推动经济产业的不断升级,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其实,科技研发与自主创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既要有相应的基础研究做配套,又要有风险资金来支持,还要有知识产权制度作保护,更要有宽容失败为环境。企业既是市场主体,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又是创新主体,还要承担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科技企业的融资靠什么?只有走市场途径,靠风险投资基金,靠PE,靠科技金融,这些专门从事创新支持的企业,具有一整套完备的风险化解机制。不能习惯性靠政府,政府是宏观调控主体,政府不是经营主体,更不是创新主体。也不能习惯性靠银行,银行里的钱,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把老百姓的存款,扔到风险巨大的科技创新中去,违背了银行追求安全性这个第一原则,是要出大问题的。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各种资源,共同支撑起企业创新的蔚蓝天空。

  那么,“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呢?在微观领域,在市场主体,在企业,在企业的创新。何谓企业创新?企业创新是指企业自己独有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那就是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是一种广义的创新,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它既有技术和产品创新,又有商业模式创新,还有制度管理创新,也有思想文化创新。它可以是苹果那样的核心技术,也可以是海底捞那样的经营模式,还可以是老干妈那样的专注精神。它既有类似于美团、拼多多这样的“软创新”,也有类似于苹果、华为这样的,依靠新产品、新技术的“硬创新”。

  好像是本月13号吧,美国突然宣布,豁免来自中国的双面太阳能组件25%的关税。很奇怪呀?美国一边加关税极限施压,另一边又免关税极显温情?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双面太阳能组件,具有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生产力,还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性价比。当你优秀到连对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有办法了,你也就具备了抗击任何风险的能力了,你也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了。

  就说手机吧。手机的生产能力早已过剩;手机的市场早就饱和了。当时,手机的第一大供应商是诺基亚。其时,乔布斯携苹果公司,也准备进入手机市场。苹果公司的销售人员,出于职业习惯,问乔布斯,是不是在介入手机市场之前,先做一下市场调研,然后再做决定?乔布斯说,不必了,我们的产品不用做市场调研,做了市场调研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市场上诺基亚手机,乃是键盘操作式手机,属于非智能手机。而我们的手机不用键盘,只需触摸机屏,我们的手机属于智能手机,这是一种创新的智能产品,它将激发人们新的购买欲望,也就会开辟一个全新的手机市场。果不其然,苹果手机一面世,风靡全球,毫无疑义的抢占了市场最高点,抢夺到了自己应有的市场份额,苹果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三大手机供应商之一,即华为、苹果、三星。

  再说手机吧。任正非白手起家,创办了华为,历30多年风雨,终成世界一流企业。华为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从制造转向创新的历史。华为投资于创新,乃是先进理念使然,并非实力所致。华为还在很弱小的时候,任正非就毫不吝惜的拿出真金白银,投资于研发。华为竟然以公司立法形式,强制规定,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不得少于销售额的10%。记得那年销售额6000亿,他线亿来搞研发,这是何等气派。任正非曾说,我们几十年就对着一个城墙口子冲,冲到今天。华为就是以如此专注,从事研发活动。三十年如一日,不炒股、不炒楼、不上市,不管外在诱惑多大,不干别的事情,心无旁鹜,集中资源搞研发。华为做芯片研发,因为有了芯片,也就有了硬件的基础技术支撑;华为做操作系统研发,因为有了操作系统,也就有了软件的基础技术支撑。当华为打牢了基础,既有硬件的芯片,又有软件的操作系统的时候,华为就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家知道,华为从事手机生产,比国内其它企业要晚得多的,然而,一旦启动,华为进入手机市场,迅速占领了最顶端,瞬时挤入了世界一类供应商行列,即华为、苹果、三星。

  虽然说,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但对其深度与广度,我们还缺乏认知与想象。而大国博弈之胜负,本质上是在抢占“五个竞争高地”,即科技创新、产业链、金融、军事与文化价值等五个高地。在这些高地之中,“科技创新”高居榜首,居于第一阵地。美国之所以全力打压华为,是因为华为领先于美国,走到了

  5G最前沿。美国认为,只有打压华为,稳固占有科技创新高地,才能在随后的产业化方面,占据最高端,也即是占有了第二高地——产业链条。为此,就不仅仅是点对点的剔除,而是链条对链条的重组,重组供应链条,也就实现了对华为的全然切割。此时,美国若是还能保守住第三高地——金融,继续维系美元霸权。凭借美国强大的第四高地——军事力量,美国就可以让欧美最本质的第五高地——基督文化与价值观,傲视群雄,归化世界。这就是美国倾国之力,打压华为这样一个5G领航者的根本缘由所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新常态”,至此新旧动能转换之际,我们一定要保持清晰头脑,看懂这些。华为任正非,是少有的明白人,他曾告诫世人,“知本主义”的核心就是靠知识,就是靠技术,就是要靠人才,而人才的根本在于基础教育,而不是靠资本,不是靠投机。任正非还说,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人跟随的困境——这就是极致的“孤独”之境。

  当美国举国之力,拿起屠刀打压华为之时,世界震惊,华为告急。至此关键时刻,一个病魔缠身的75岁老人,站出来,轻描淡写的说,“不必过度忧虑”,顷刻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老人一席话,令举世动容。一夜之间“海思”备胎转正,这个老人,更是令天下拜服。老人还说,他尊重美国企业,他鄙视无聊政客,他让国人不要担心,不要抱怨,不要发泄民粹情绪,他的见识,他的厚重,他的境界,瞬间征服了世界。什么是英雄,任正非才是真正的民族大英雄,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像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出来的,而是在政府创造的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由企业家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是在市场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得的。

  我们缺少自己核心的东西,我们一直在模仿。没有朝阳行业,只有朝阳企业。近年来,我们在移动支付、微信交流等网络应用领域,搞得很热闹,似乎领先世界,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我们是在别人的地基上建大厦,就像在沙漠上盖楼房一样,是经不起极限施压的,一旦抽掉支撑的硬软地基,有可能像中兴一般,轰然坍塌,亦未可知。我们应该直面现实,我们的核心技术,还拿捏在别人手里;我们在硬件的芯片,在软件的操作系统等方面,还受制于人。

  4.0,去年说人工智能,今年又谈区块链,与其热炒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一个个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行业,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全力以赴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像老干妈陶华碧那样,拒绝省长、市长,不搞弯道超车,弯道是不能超车的,不但违规,而且会翻车。她只见村长,只谈实实在在的事情,该如何改造生产线、该怎么提高零售、谈如何服务顾客等等,不投机取巧,坚决“不上市、不炒房、不赊账”。只有这样做企业,才能销遍全球,才能做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

  G20国家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G20关键在于G2,“G2”就是中国和美国。如何在中美博弈中,找到一个良性结局,是世界的期盼。

  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施压,反应是恰当的。不要以牙还牙,不能关闭国门。中华民族具有自我更新能力,我们“强而不霸”,我们的民族复兴,一定能够带给其他国家以机会,一定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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